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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8mgm:面对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编者按:21世纪以来,继SARS、禽流感、甲流H1N1之后,“埃博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失去控制地蔓延,疯狂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而现代医学却对它束手无策。其实,类似的传染病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中医学的伤寒、温病学说,就是这类传染性疾病相当完备的应对体系。

以结构为基础,以疾病为对象的近现代医学,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涵盖多个系统的庞大的疾病分类体系。应当说人类从病因、病位、病理等静态角度,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这种进步面前,面对人类生命过程和病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医学家们却越来越感到茫然了。在确知的致病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发病;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个体,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和转归;而同样的疾病导致的同样的病理变化,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的个体却有着很大的效果差异。可见,仅仅了解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理,还远不能确知疾病在人体的发生、发展和转化趋向,也远达不到对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今天,在生理学研究中,人类个体在生理状态下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适应上的差异,人们归咎于体质不同;在发病学和病理学中,人类个体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疾病发展的倾向性的不同,被归咎于体质的差异;在疾病的治疗和疗效分析中,人类个体对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反应和疗效的差异,亦被认为是体质所成的。然而,如何描述人的体质,如何辨析体质的差异,对今天高度发展的现代医学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更谈不上建立因应体质不同的调控、治疗体系。体质是唯有整体论医学才能揭示的人体整体层面的特征我们面对的人体,是一个组成元素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相互关联极为复杂的超级巨系统,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要想一下子从整体上理解它是不可想象的。通常的做法是,找出这个复杂系统与人们已经了解的简单物件的某种相似性,通过隐喻和类比的方法,使人们达到对复杂系统的理解。这就是复杂性科学建立模型的方法。我们注意到,奠定在古代整体论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在建立对人体认识的理论时,不自觉采用的也正是这种方法。起源于古代的整体论医学,无论是古代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古希腊医学的地、水、火、风,还是古代印度医学的气、胆、痰,抑或是韩国医学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都是以人们所熟知的简单事物及相互间的联系,通过与人体系统的相似性进行比类取象,从而使人们了解和把握人体内部结构、功能和生理病理规律。在古代,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采用不同的由简单物件组成的系统,用于类比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整体特征,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进而衍生出互不相容的体质分类体系:在古希腊的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是用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来描述人的体质的。韩国的四象医学,则是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将人的体质分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病态体质。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基于阴阳五行和脏腑、精气血津液理论,发展了庞大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不仅能从宏观上辨识人的基本体质类型:气虚型、血虚型、气滞型、血瘀型等,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型的兼夹,确定复合的体质类型。从复杂性科学通过隐喻和类比建立复杂系统理论模型的理念来看,用一个我们构想出来的概念系统去描述一个现实系统时,只要两个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就可以把相对简单的概念系统作为它要描述的相对复杂的现实系统的模型。就可以借助于这个概念系统来分析和理解存在于复杂的现实系统的现象和规律。原则地讲,在自然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现实系统中,相似性是普遍存在的。依据复杂性科学的理念,与人体系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可以通过类比,用于理解和掌握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简单模型不是唯一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能满足这样要求的模型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在传统中医学中有脏腑辨证模型、有六经模型、卫气营血模型和三焦模型;而韩医学引进的是四象模型。现代医学依据整体模型建立体质医学体系,当然可以从零开始,采用隐喻和类比的方法构建一个与以往传统医学不同的人体整体模型,也可以直接引进古代整体论医学的模型为雏型,作为模型研究的起点,毕竟依据古代整体论建立的有些模型经过千百年的验证和发展完善,不仅有详尽的体质分类体系,而且建立了针对不同体质的有效的调控体系。显然,体质是人体整体表现出来的特质,是唯有采用整体方法才能揭示的人体整体层面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兴起的体质医学基本上都起源于在古代整体论观念下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的原因。以分析为特征的近现代医学虽然早已意识到了体质在决定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其体质辨识和调控体系迄今为止也没有产生。那么,选用哪个整体论模型作为现代医学体质模型的雏型呢?严格地讲,我们不能说一个模型对,另一个模型错。选择或评判模型,要看哪一个模型揭示或反映的现实系统的内在规律更广泛、更深刻,哪一个模型具有完善的辨识和调控体系,具有更广泛实际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现存的古希腊、印度、韩国等传统医学的体质分类体系相比,中医学的理论模型及其辨证论治体系对人体生理病理规律的揭示要广泛、深刻的多,且具有完备的调控体系。因此,将现代医学的体质医学建立在传统中医理论和体质分型体系的基础上,会使体质医学一开始就奠定在坚实的实践验证及应用价值基础上。中医体质医学的兴起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几百年前的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其后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潮流,以解剖分解和单因素分析为特征的还原论方法成为符合当时科学理念的科学方法,据此逐渐发展起来的分析医学成为科学的医学体系,占据了主流医学的地位。基于整体论方法的体质医学伴随着传统医学被边缘化,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作为“不科学”的东西,尘封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唯有中国的传统医学,因其悠久的历史、完备的知识体系、经常令人称奇的临床效果,虽历经打压,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教授为代表的中医界有识之士注意到:以传统中医的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为基础,有可能建立人类体质的描述和调控体系。在王琦教授及其研究团队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下,中医体质学从体质分型、调控方法等方面推进着对人类体质的认识与调控方法的完善。2009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医关于体质的认识逐步深入并规范化,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认可,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西方医学界的关注和极大兴趣。近年来,首先在中国兴起的体质医学,其体质分型基本上是以中医传统的证候定义的。尽管中国的体质医学研究者一直在强调体质分型与中医证候的不同,以便为体质医学独立于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之外的合理性寻找依据。但中医的体质医学基于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显然,理清体质分型与中医证候的关系,对于确定体质医学的发展走向,体质医学在中医学及现代医学中的位置均有着现实意义。《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将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湿热质、特禀质九个基本类型。显而易见,这一体质分型标准基本上是以中医的证候分型为基础的。其中,平和体质是人正常无偏颇的状态;气虚、阴虚、阳虚、气郁、血瘀、痰湿、湿热体质是基于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证候引入的;唯有特禀体质较为特殊,应当是基于描述现代西医中的过敏状态而设立的。按照科学的理念,对事物同一层次的要素进行分类,通常每次只能采用一个原则。因为如果同时采用两个或以上原则的话,按一个原则应当分到其中一类的事物,而按另一原则,却应当分到另一类中,这样的分类体系难免会出现矛盾、重复之处,很难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在现代医学中,血型是对血液分类的方法,通常是指红细胞的分型,其依据是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某些可遗传的抗原物质。通常一些抗原来自同一基因的等位基因或密切连锁的几个基因的编码产物,这些抗原就组成一个血型系统。在人类,目前已经发现并为国际输血协会承认的血型系统有30种,而其中又以ABO血型系统和Rh血型系统最为重要。ABO血型系统有A、B、O、AB四种血型;Rh血型系统则有Rh+、Rh-两种血型。21nx.com试想,如果有人提出一种血型系统:包括A、B、O、AB、Rh+五种血型,也一定会让有医学常识的人感到莫名其妙。但中华中医药学会目前推行的体质分类标准,就是这样一个分类系统。《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特禀体质的设立,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是对其分类原则科学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医治疗过敏性疾病的经验显示,对过敏患者,在分清寒热虚实、气血阴阳的基础上,按照中医的原则辨证论治,依然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也就是说,特禀体质与其他几种体质类型是不独立的,存在着结构上的冗余。2013年7月,香港现代中医药研究发展中心的体质医学研究团队,经过认真的研究,在《世界中医药杂志》发表了题为“基于整体论医学的体质医学的发展走向”的文章,其中提出的体质分型,舍弃了中华中医药学会标准中的特禀体质,而增加了血虚体质和火热体质,将基本体质分型拓展到10种。撇开有争议的特禀体质,不论是作为中国行业标准的9种体质,还是香港现代中医药研究发展中心提出的10种体质,从体质分型采用的名称、辨识的依据以及干预的方法来看,都是基于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如气虚、阴虚体质,采用的就完全是气虚、阴虚的证候名称、辨证依据和调理方法。现代医学中,体质解读为“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显然,体质是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现代医学的概念,而证候则是出自传统中医学的概念。显然,要理清中医体质分型与证候的关系。首先要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搞清楚证候是什么及它的实质意义。从现代科学角度看中医证候的实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要了解一个研究对象或者系统的状态,首先要建立它的状态的描述体系。譬如,要了解一个盛水的密闭容器内的状态,我们引入温度、压力和物理形态3个量,由于这3个量通常是可变的,因此我们称它们为状态变量。这3个状态变量就组成了这个密闭容器的状态描述体系。在这里,温度、压力是可以连续变化的变量,而物理形态,则通常可取液态、固态、汽态三种不同的离散状态。中医学面对的人体,比上述盛水的密闭容器要复杂得多,它的状态描述体系也自然会复杂很多,表现在不仅要引入更多的状态变量,而且状态变量或许还要分层次。如人体整体分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都要建立相应的状态描述体系,我们才能了解它的状态。如心脏,有心气、心血、心阴、心阳、心血运行的状况以及有无心火等状态变量,而这些状态变量的值,如心气虚、心血瘀阻就构成了中医的证候。显然,证候就是中医学建立的状态描述体系引入的状态变量的取值。为了简便起见,这些取值通常像我们盛水的密闭容器里的物理形态一样,取离散值,如心气,会有正常、心气虚、心气虚衰几个取值区间。我们的辨证过程,实际上就是辨识人体的哪个或哪些状态变量有了异常,异常的程度和范围。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子系统的状态,是由所有状态变量的总体确定的,也就是说,要准确确定一个系统/子系统的状态,需要了解定义它的每一个状态变量的取值,而中医的辨证过程中,虽然也会出现证候的兼挟,但通常不会每次辨证过程中将所有证候相关的症状、体征都询问或检查到,确定每一个状态变量的状态,实际的辨证过程都是大大简化了的。中医师临床辨证结果,我们通常视为所述的状态变量有异常,其余状态变量处于正常值(或其状态值可以忽略不计)的状态。中医的证候就是中医用于状态描述的状态变量的取值,这就是证候的实质。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看,在生物学和现代医学描述的人体中,中医的证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稳定状态,它涉及许多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面的要素的动态变化。在中国大陆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已经开展了近50年的“证实质”的研究,试图采用分析方法将证候归结为人体实体的某一层面的结构功能异常,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找到了证候的实质。结果除了找到了一些似乎与证候有关的指标外,对证候实质的了解仍然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现在是该反思这种理念和方法的时候了。证候的层次及其与体质的关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要了解一个研究对象或者系统的状态,首先要建立它的状态的描述体系。对于简单的研究对象或系统,由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相对简单,整体的状态通常可以看成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状态的总和。但对于组成要素较多、相互间的关系又极其复杂的复杂系统,情况就不一样了。而医学面对的人体,就是这样的复杂系统,不仅组成要素繁多,相互关联复杂,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环境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复杂性科学对复杂系统研究的实践告诉我们,整体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行为的总和。由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使系统整体失去一些部分单独存在时的特性,而突现出一些各部分均不具有的新属性。显然,对于复杂系统,整体的状态,不等于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状态的总和。要准确描述整体的状态,同样要建立整体状态的描述体系,也就是要引入描述整体状态的状态变量。在中医学里,不仅有脏腑层面的气血阴阳,也有整体层面的气血阴阳,不仅有脏腑层面的寒热虚实,也有整体层面的寒热虚实。由此,中医学中不仅有脏腑层面的证候,如心血虚、肝气郁结;也有整体层面的证候,如气虚、血虚、气滞、血瘀。在整体层面的证候中,有些是可以长期、稳定地存在的,如气虚、血虚、气滞、血瘀,也有些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具稳定性的环节,如外感风寒、气分热盛、气脱、阳脱等。我们前面说过,体质是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显然,并不是在整体层面的所有证候均可列为体质类型的,体质是人体整体层面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证候,中医的体质医学实际上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一部分。当我们理清体质分型与中医证候、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关系后,我们就不必再为人类到底有几种基本的体质,是9种还是10种,拟或是12种而纠结。只要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整体层面的证候,我们均可将它列为一种体质类型。而一种整体层面的证候,是否可列为体质类型,21nx.com与它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也就是说是否常见并没有太大关系,一些少见的整体层面的证候,同样可列为体质类型。在现代西医的疾病、病原体的分类过程中,有很多出现频率很少的疾病亚型、病原体亚型的发现,西医均视为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中医体质医学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意义当我们认识到,基于中医理论的体质分型实际上是人体整体层面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证候,我们对中医体质学在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意义会有更清楚的认识:中医体质学揭示的体质实际上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与人体功能状态、人体对外界致病因素反应状态密切相关的基本证候,对病态体质的调控也就是对相对应的证候的辨证施治。因此,可以说,中医体质学是以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揭示的证候分型和论治方法为基础的,它是基于中医理论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体质学的建立并没有给中医学体系增加更多有价值的新东西,它作为中医学的分支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它的位置应当在现代医学,它填补了现代医学对人类体质认识和调控方面的空白。由于它是以中医的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为基础的,因此,它又承担了沟通连接中西医学的桥梁作用,成为中医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纳入未来的现代医学体系的先驱。而中医体质学以至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是从人的体质进而状态角度描述疾病过程,并通过调控人体体质和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医学体系。由此,在中医体质医学以至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础上,有可能在现代医学中建立基于体质和状态调控的医学体系。在复杂性科学的理念逐渐成为当代科学主流理念的今天,基于体质和状态的医学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现代医学的主流。与现代医学以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发展起来的现有的医学体系相分别,基于体质与状态的这一新的医学体系——我们称之为现代医学的整体医学。科学史的研究表明,学科的分化和整合是科学理论进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过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从不去追求一种科学理论的永恒价值,而是理性地去看待它们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上世纪风靡一时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理论,今天人们已很少提及,但它们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汇聚成了复杂性科学的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科学的理念,极大地拓展了科学的疆域。中医体质学从提出到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走过了30年的历程。再过30年,也许,与当年的控制论、系统论一样,它作为一门学科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将会看到,基于复杂性科学理念建立的整体医学与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有机结合,成就了融汇中西医学的新的现代医学体系,我们不会忘记中医体质学及它的创建者在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
袁冰,香港现代中医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1983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获学士学位。曾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2008年以“优秀人才”身份移居香港。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用现代科学先进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推进中医学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涉及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方法、体质医学、精准医学等领域。著有《中医学现代方法》《整体医学》等理论专著,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自隋唐时代中国传统医学传入日本,日本的主流医学一直与中国大陆一脉相承。到明治时代,随着西方科学的引入,与西方科学一脉相承的西方医学占据了主流医学的地位,传统医学则被视为不科学的东西而遭到了废止。而由于日本对传统医学的废止实行的是“废医存药”的政策,给了尊崇张仲景《伤寒论》、重视方证对应关系的“古方派”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与西医从理念上冲突较少的古方派,将《伤寒论》本来就很少的理论和思辨成分剔除,只研究“随证投药,不拘病因”的“方证相对”,主张应用《伤寒论》原方,发展成了今天日本引以为自豪的“汉方医学”。
1970年,随着汉方医学的升温,受中国针刺麻醉成功的影响,日本各地掀起了学习中国传统医学的热潮。中医学的教科书、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和其它优秀中医书籍,被翻译出版。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后将中医的知识经验带回日本,以及中国中医学者的赴日交流、移民,都大大地促进了日本对汉方以外的中医学的了解和接受。
汉方医学的成就,中医学的全面复兴,世界范围内医学模式从分析医学向整体医学的转变……随着今天的科学从简单科学走向复杂性科学,随着现代医学从理念和方法向传统医学的回归,今天的医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日本汉方医学的辉煌能够继续吗?如果不能,那么汉方医学向何处去,日本的医学向何处去?这已成了今天日本医学界乃至科学界不得不认真思考、面对的问题。1
状态描述方式对医学体系复杂性及实用性的影响
通常,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要研究任意一个对象或者系统,首先要建立它的状态描述。我们以一个密闭容器内部状态的调控为例说起。
要了解一个密闭容器内的状态并对其进行调控,首先要建立它的状态描述体系。为此,我们引入温度、湿度和压力3个变量,我们称它们为状态变量。这3个状态变量就组成了这个密闭容器的状态描述体系。我们为系统设定一个标准状态,调控的目标是使系统的状态趋向这一标准状态,也就是说,如果系统不处于标准状态时,就要施加干预,使它向这一状态移动。由此,我们可以简化对状态变量的取值区分,每个状态变量可取3种状态(标准状态,向一侧远离标准状态,向另一侧远离标准状态)。由此,构成了一个包含3个状态变量,27种状态的状态描述系统。
针对密闭容器的26种可能状态的调控,我们可以针对每一种状态,找出一种调控方法;也可以通过调控温度、湿度、压力这3个状态变量来调控系统的状态。前一种方式,26种状态会有26种调控方法;后者,则是将26种状态用3个状态变量的6种异常表达出来。调控则简化为对3个状态变量的2个不同方向的共6种异常的调控。由此可见,把状态还是状态变量作为受控量,对辨识和调控的复杂性及工作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比汉方医学的方证对应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辨证论治,我们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中医学的证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就是中医学建立的人体状态描述系统的状态变量。汉方医学的方证对应是着眼于人体的病理状态的,一个方证对应的状态,通常可视为方证所涉及的部分出现异常,而其它部分均正常的状态(或是将其它部分的异常忽略不计)。在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中,这样的证候有100多个(为方便计算,以100计)。人体发生疾病时,常常会有不止一个状态变量发生异常。而100多个状态变量每次只有1个、2个、3个、4个、5个同时出现异常时,组合出的病理状态数量,分别为100,1002,1003,1004,1005,这就意味着,如果采用方证对应的方式,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100多个状态变量所能组合出的病理状态,理论上可以达到100亿种以上。这还没有包括同时会出现6个以上证候的情况,在临床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即使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只有1%在临床上会发生,这个方证数量也达到了1亿种。如果再考虑到可以将99%的状态归并到相近的方证,仍需要有100万种,才能近似地描述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所能描述的病理状态。
根据日本厚生省2008年发布的《一般用汉方制剂审批基准》,汉方药在日本被划分为医疗用汉方制剂、一般用汉方制剂和生药制剂(大多为中国的中成药)。医疗用汉方制剂只包括厚生省认定的148个汉方经典处方,一般用汉方制剂为210个处方。其它含生药原料的制剂认定为生药制剂。据日本社会调查研究所的统计资料,汉方制剂的生产厂家1999年达到111家,生产种类2,812种(其中大多为名称或处方相近的制剂)。显然,基于方证对应理念的汉方医学,其发展的方证要达到中医辨证论治能涵盖的范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即使建成了这一庞大的方证体系,100万个方证的学习、记忆、整理、总结、鉴别、临床验证以及应用时的甄别选择,仍然要面对知识爆炸的问题和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中医的辨证论治不是以状态(相对于汉方医学的方证),而是以状态变量作为受控量,对状态的辨识通过对状态变量的辨识组合出来,对状态的调控通过对状态变量的调控组合出来。由此,大大简化了辨识和控制的复杂性与工作量。显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方法与汉方医学的方证对应相比,从方法论上具有天壤之别的优势。
当然,由于人体系统的复杂性,也会有对整体病理状态的调控不能由对状态变量的调控组合出来的情况,但中医学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遇到这种个别情况再采用方证对应的思路进行研究,比起将所有的状态均采用方证对应的方式研究,工作量及复杂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2
日本汉方医学的成就及“方证对应”的误区
日本汉方医学是在“废医存药”的政策夹缝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崇尚西洋文化的大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医馆被封闭,厚生省的领导权由西医执掌,大力提倡西医,普及西医教育,培养大量西医师。明治8年以后,汉方医学甚至处于法律上难以生存的境况,几近灭绝[1]。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现代医学对此束手无策,且化学药物对人体副作用较大,因而汉方医药又逐渐兴起。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即批准可以使用《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生产汉方药,汉方药产业随之得到迅猛发展。许多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致力于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鉴定和中药制剂的现代化,以汉方为主的中成药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占据了世界天然药市场的很大份额,由此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日本国家文科部已将汉方医学纳入医科大学的课程,80所医科大学中将汉方医学作为必修课,29万西医医生中有80%~90%正在或曾经使用汉方药给病人治病[1]。
在传统医学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日本汉方医学至少在两方面的贡献是可圈可点的,由此也成就了汉方医学今日的辉煌。
一是当中国从事传统中医药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热衷于用药理学、药物化学等现代检验分析手段研究中草药的作用机理时,拥有世界一流的仪器、设备的日本汉方界却认为:汉方医药对什么病以及对病的哪方面有好的治疗作用等,绝不是实验室、研究所能回答的,必须在临床运用中来认识。因此,日本对于汉方医药的疗效,只做一般的药效学实验,基本不进行或极少进行其它现代科技手段的实验研究。在日本,许多家庭主妇及老人,通过收看电视汉方讲座,参加各种各样的汉方讲习班,学习使用药草治疗或预防常见病。
二是在将现代先进技术导入汉方药的产业制造方面,日本先行一步,在汉方药大规模生产的一些具体环节,如清洗、粉碎、物料运输、干燥、混合蒸煮、浓缩、过滤、成型、无菌包装等方面,将其他产业成熟的先进技术导入,使日本汉方药制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日本的汉方药中的汉方主要来自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及基于中医理论的中成药。由于“废医存药”的政策和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日本的汉方医学一直试图抹去汉方及生药制剂的中医学痕迹,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汉方医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世纪90年代连续出现的“小柴胡汤有巨大副作用”的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震动。
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以及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剔除的危险。这完全是脱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指导,不恰当地应用小柴胡汤的恶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
但这次事件,并没有引起日本汉方医学界的足够反思。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靠向西方全面开放成为亚洲强国的历史,以及自认为第2次世界大战是败于美国的观念,使其从心理上难于接受近代以来国力和科技实力一直弱于它的中国,其传统医学是汉方医学“祖宗”的事实。近年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在世界医学领域日益受到重视。由于EBM并不排斥传统医学,如果传统医学采用科学的临床试验方法,同样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加以评价、应用。为了推进汉方医学的EBM研究,日本东洋医学会2001年设立了EBM特别委员会,在EBM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研究获得了大量汉方实用性的证据[2]。
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在转变医学模式过程中,向非主流医学开放的一种权宜性、过渡性的方式。它撇开了西方医学注重实体观察和单因素分析的认知传统,彰显了现代医学与西方分析医学的剥离,向非主流医学敞开大门,以拓展自己的疆域。它使得传统医学的临床经验在取得实证支持的基础上,可以纳入科学的现代医学体系。在循证的层面,它本身没有也不需要理论体系。但当大量的基于传统医学的实证案例被以循证的方式纳入现代医学后,一定存在如何建立它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一门科学如果没有上升为理论,就不能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日本汉方医学由于“废医存药”的政策,剥离了与作为其本源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关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其本质上属于东方的整体论医学体系,是与中国的传统医学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医学从理念和方法上回归东方的时代大潮中,离整体论医学比西医要近得多的汉方医学,本可以凭借“近水楼台”直接“认祖归宗”,但由于这种民族意识的驱使,却回过身去,跟在西方医学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背离它起源的中国传统医学。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日本汉方医学的悲哀。3
现代科学及现代医学的大趋势
起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在世界的简单性和自然规律的简单性的信念下发展起来的。还原论的分析、分解方法,只适于研究相对简单的系统,或者虽然复杂但可以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系统的问题;对于不能分解的对象和问题,则是通过简化,忽略人们认为不太重要的因素和联系,把它们归结为简单系统的问题加以解决。对于无法归结为简单系统的问题,则不列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对不符合还原分析方法的人类知识体系则当作伪科学或非科学排斥在科学之外。当今的医学界,现代西医大多是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待传统医学的。
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过去许多因当时的科学无法理解而被轻易抛弃的人类理念和知识体系,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正确性或科学价值被证实,而被科学家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纳入了科学的体系。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自然系统:植物、动物个体,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生态系统,星系系统以及社会系统,无一不是组成要素种类和数量繁多、内部结构及相互关联复杂而又难于分解的系统。削足适履,把这样的复杂系统硬塞进简单性科学的框架内,用传统的分析和分解的方法,是不可能从整体上全面把握系统的行为和内在规律的。面对复杂系统的汪洋大海,科学如果不想放弃人类赋予它的揭示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本能理念,就应当逢山开道,遇河架桥,引进新的更适合于研究和认识它们的方法和工具,拓展自己的疆域。由此,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引发了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随着宇宙、生命等现实系统的复杂性被揭示,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完全靠传统科学的分析和实证,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像宇宙和生命这样深邃而充满奥妙的现实系统。由此,原来认为不是科学或者科学难以企及的领域逐渐被纳入了科学的范围,科学的目标也从原来的追求简单性走向了现在的认识复杂性。科学家们在研究现实的复杂系统时,采用了一些以往不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如隐喻类比和哲学思辨。由此,也带来了以观察加思辨为特征的对古代整体论科学的重新审视[4858mgm,3]。
近几百年来,西方医学的进步与西方科学的进步是几乎同步的,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会把西方医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复杂性科学研究复杂系统采用的方法与古代东方科学方法的一致性,使我们沿着复杂性科学指引的道路去瞻望现代医学的未来前景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现代医学按照复杂性科学的方法,通过从整体层面建立模型的方式达到对人体的综合时,其整体模型与中医学的理论模型从理念、方法和形式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科学理念的时代,作为一直遵从主流科学的理念,采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推进自身发展的现代医学,只能按照今天复杂性科学开创的道路走向整体化[4]。
今天,随着分析分解的静态方法在研究人体和疾病中局限性被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化学合成药暴露出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的副作用,现代医学正在摒弃以分析为特征的方法和体系,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从自然科学、自然医学汲取一些有可能代表未来方向的东西,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5]。基于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而采用天然药物和自然疗法的西方自然医学近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欧美,自然疗法医生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有些国家甚至超越了西医。循证医学的兴起,现代医学以开放的姿态,不再拒绝不符合分析科学理念的医学知识体系。日本汉方医学的方证对应以及传统中医学中处于经验层面的知识、技能,有望以一种新的形式纳入现代医学体系。处于生命科学前沿的系统生物学的兴起,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已经摒弃了分解和分析的方法,开始把“完整的生物复杂系统”作为研究目标,提出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策略。由此,“整体观念”已不再是生命科学领域里传统医学独有的特色,它标志着现代生命科学的理念向整体论医学的回归。由引领全球科技进步的美国科学界率先提出的“精准医学”计划,其核心就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个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6]。由此开启了现代医学建立“个性化医疗”体系的尝试。而“个性化医疗”不就是中医作为核心的“辨证论治”的理念吗?
显然,现代医学正走在向传统中医学理念和方法回归的路上。现代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通过转变固有的理念和方法,转变医学模式,敞开封闭的大门,不断吸收传统医学有价值的方法和技术,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同时拓展自己的疆域。4
以国界圈定的科学——日本的汉方医学向何处去
几百年前,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第1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西方医学摒弃古希腊医学中的思辨成份,从对人体的分解、分析着眼,启动了近代医学的发展进程。今天,医学似乎在走向它的反面,摒弃分析、分解的理念,向古代的整体论医学的方向回归,历史似乎要回到它的起点。然而,这种回归却不是科学地简单地倒退,而是一种螺旋式地上升。医学要在分析、实证和基于严格科学化的原则上走向整体论医学。
由此,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传统医学,在走向未来的整体论医学的过程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是跟在西方医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重新发现自己;另一条则是基于现代医学的远期目标、理想模式和传统医学体系的现状,另辟一条适合自己的更便捷的“蹊径”。
日本的汉方医学是日本“废医存药”政策下畸形生长的产物,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体系。“废医”导致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剥离,使它失去了理论基础,失去了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知识完整性。“循证”在一门科学发展过程的经验积累阶段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门科学,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最终一定要建立它的理论体系。
日本在隋唐时期,全面向中国学习;在明治维新时代,全面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今天的日本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就了日本今天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W·海森堡对日本科学家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曾有过一段评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科学研究对于理论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可能是一种迹象,它表明在东方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7]。”在理论物理学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向东方传统的道教、佛教的理念回归的过程中,日本科学家之所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原因就在于明治以来向西方全面开放的政策下,日本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没有像“医”一样被“废”掉,这些科学家的重大贡献恰恰是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启迪而做出的。
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一样,日本汉方医学的成就,恰恰是在“废医存药”的政策下残存下来的制药和循证两个方面取得的。而中国传统医学中与东方文化联结的中医理论和比方证要高一层次的辨证论治,在“废医”中被当作垃圾一样丢掉了。以至汉方医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的联系被切断了。
今天,“精准医学”计划中“个体化治疗”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医学向东方的回归已经越过了“循证”的层面,开始了建立人体整体状态描述系统的尝试。而汉方医学取得今日辉煌借助的古代医学的“红利”已被基本吃完。
摆在日本汉方医学前面有两条路,一是“认祖归宗”,全面恢复作为东方传统文化与方证医学联系的中国传统医学,这样,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日本,借助于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在现代医学走向整体论医学的过程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就是,随着精准医学人体状态描述系统的建立,把方证医学嫁接到现代医学状态描述系统下,跟随着现代医学走向中国传统医学的步调,亦步亦趋地恢复在明治维新“废医存药”中废掉的内容。
“精准医学”建立人体的状态描述是基于分子层面,目前所知在这个层面上,仅基因变异的种类就达到上亿种。今天的生物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决定人的病理状态方面,基因的作用并不具有决定性,蛋白组、代谢物组的指标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目前的研究表明,蛋白组、代谢物组的异常比基因组的数量要庞大得多。当然,分析这些数据是需要借助于计算机的“大数据”技术,但这些数据很多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这样巨大数量的指标,如何实时采集,如何监控,都是无法想象的问题,因此,目前,也有不少科学家对“精准医学”最终要建立的人体状态描述系统,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提出了质疑[8]。
但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中,靠100多个基本的证候,就基本上完整地描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并基于它指导着对人体各种病理过程进行有效的调控[9],从分析医学的角度确实不可思议。显然,现代医学在走向整体化的过程中,要达到中国传统医学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是不分国界的,科学的学科通常是以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界定与命名的。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传统医学,是因为它产生于中国,是现代科学体系外的人类知识体系。现代医学向东方医学回归的过程,也就是东西方医学的融会过程。东西方医学,有着产生地域的区别,也有着方法论的差异。近几百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着眼于对人体的实体分解、分析,人们称之为分析医学,而东方医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因此,也被称为整体医学。
汉方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文化遗产有国界,但作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近代以来,日本全面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融入了现代科学体系,并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人们现在谈到的是日本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而没有人去界定什么日本物理学、日本化学和生物学。同样,在医学领域,如果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界限,撇开医学知识体系和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会限制科学家的视野,影响日本医学的进步。方证医学是特定历史时期“废医存药”造成的畸形产物,日本汉方医学的出路在于全面接受中国的传统医学,衔接起汉方医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利用日本的现代科技优势,在引领现代医学向整体论医学转型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奠定日本医学在未来的现代医学中的历史地位。5
结 语
起源于古代中国医学的日本汉方医学,是日本的民族遗产,但同时也是科学。作为遗产,是有国界的,但作为科学,如果要以国界来界定的话,势必会割断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影响科学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过于强调汉方医学的民族性,实际上限制了汉方医学的发展,受损的是日本的医学进步。
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个别学者出于民族的虚荣心,极力撇清汉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在联系,反而使汉方医学更加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把汉方医学纳入循证医学体系,试图以此将汉方医学嫁接在现代医学这棵大树上,虽然这项工作具有实际意义,但从长远发展上看,却是在舍本逐末,将日本医学的发展引入误区。
环顾世界,今天的现代医学正亦步亦趋地走向整体论医学。而日本的汉方医学,却“削足适履”,把自己强塞进现代医学目前所能容纳的架构内,然后,随着西方医学向东方的回归,跟在西方医学的后面,再向着它自己的起源的地方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汉方医学的悲哀,也是日本医学的悲哀。

“精准医学”计划,由引领全球科技进步并以西方医学居主流医学地位的美国科学界率先提出,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精准医学”的核心是根据每个病人的个人特征,量体裁衣式地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这与传统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把肿瘤治疗作为短期目标,其长远目标则是将其应用拓展到健康和卫生保健等诸多领域。这预示着,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传统中医学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个体化医学理念将逐步取代在医学界统治三百多年的辨病、辨因论治的理念,成为现代医学的主流理念。“精准医学”的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常规意义上对“精准”的理解:精确、准确,对于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学来说,就是“精准”地诊断,“精准”地了解药物作用,“精准”地运用药物,以达到“精准”的治疗效果;二是“精准”的目标,不是对所有人制定统一的目标,而是以真实地掌握个体化的状态为“精准”的诊断目标,以制定最恰当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纠正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病理状态为“精准”的调控目标。中医学走向“精准”是技术层面升级客观地依症状、体征辨证,准确地依证用药遣方,辨证论治,在中医界,是自古以来,中医学家们一直恪守的行医准则,也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最重要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学离“精准”的目标更近些。而由于中医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脉枕、一把草药、一根针,未引入任何先进的检测仪器,对中药药性的了解,也是局限于传统的四气五味、性味归经和略显粗浅的功用主治描述。从这一点来说,中医学又远不够“精准”。显然,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走向“精准”,有着体现“个体化医学”特征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成熟的理念方法,其精准化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即引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使中医对证候的辨识,对中药性能的了解,对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更趋精准化。中医整体状态描述系统参量少、可操作性强中医理论体系对人体的描述是相对简单的:在阴阳五行、八纲辨证的指导下,引入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以及卫气营血、六经、三焦体系的结构功能划分,下一步就到了中医人体状态的描述体系,去掉名异实同的证候,归并类似《伤寒论》中个别差异较小的方证,100多个基本证候,就基本涵盖了人体基本的生理病理活动。基于这样一个体系的临床实践,很少会见到病人确实有病或有不适,但无证可辨的情况。现代西医,由于器官组织层面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不足以描述人体基本的生理病理活动,不得不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出现了细胞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医学等微观层面的学科。目前,用于诊断描述人体疾病的参量很多都涉及到了细胞、分子层面。而随着诊断技术的“精准”化,遗传检测技术投入临床实用,引入的微观层面参量将会越来越多。这种新参量引入的拓展,目前看不到尽头,也没有边界的概念。因此,在医学界,还没有人设想,何时能够形成一个能从整体上完整地描述人体状态的描述系统。显然,就建立整体状态描述系统,从整体上把握人体状态来说,中医学比现代西医要成熟,中医的状态描述系统也要简单很多,建立的方式更智慧,也更具有可操作性。西方医学几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能被最终归结为某个内在部位或要素的缺陷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即使是将来的药物,其对人体的作用部位及作用性质,也不会像导弹那样,可以精准控制的。因此,虽然说,精准医学的每一项有应用价值的具体成果:更“精准”的检测指标的发现,更“精准”的药物的研制成功,都会带来某种疾病(尤其是局部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疾病)治疗上的重大进步,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在应对大多数疾病过程中,基于状态描述系统对人体状态的“精准”把握不能归结为对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精准”参量的把握;对人体状态的“精准”调控也不能归结为对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精准”参量的调控。譬如,如果用一个有100个变量的状态描述系统为参照,去了解病人的状态,我们准确地辨识了其中80个变量,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这个病人状态了解的精准度达到了80%;而如果用一个有10000个变量的状态描述系统为参照,去了解病人的状态,即使我们“精准”地辨识了其中500个参量,我们只可以说,我们对这个病人状态了解的精准度达到了5%。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虽然在症状、体征辨识上的“精准”度远不如西医,但对病人总体状态的把握却是西医远不能及。显然,对人体状态的精准把握不仅是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精准”度的技术问题,与我们作为参照系的状态描述系统的层级、包含状态变量的总数有着更为至关重要的联系。一个状态描述系统的层级越低,引入的参量总数越多,采用它要实现“精准”辨识的难度就越大。中医有可以涵盖人体基本生理病理活动的成熟的人体状态描述体系(中医理论和中医的辨证体系),而且具有较高的层级、较少的参量;更重要的是,在从古到今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从理法方药各个环节建立并完善起一套完整的人体状态调控体系。显然,在走向“精准医学”的道路上,中医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问题是,中医学需要不需要“精准”和有没有可能走向“精准”呢?“精准”地诊断,“精准”地了解药物作用,“精准”地运用药物,以达到“精准”的治疗效果,对于同样是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中医学,显然是有实际意义的。下面我们通过实现“精准医学”的各个环节,去分析中医学走向“精准医学”的可行性,并探讨实现“精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方法。

近几十年来,复杂性科学兴起,整体方法已经逐步取代分析方法,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主流理念。而现代医学似乎仍沉浸在分析科学的阴影中,对中医学应对急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方法和经验视而不见。面对埃博拉的步步进逼,人类如何走向“柳暗花明”,本文的思路和观点,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启示。

埃博拉病毒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失去控制地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目前尚没有任何可用于临床的疫苗,也没有特异性的治疗办法。这就意味着,一旦感染病毒,大多数病人只能“听天由命”,或是“坐以待毙”。

面对埃博拉病毒的蔓延,人们像以往一样,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的研发上。然而,据最新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对爆发之初与爆发之后的病毒进行基因序列分析,发现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突变超过300次,疫苗的研发速度很可能因此望尘莫及,跟都跟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此外,病毒在人身上变种的速度,比在动物身上还要来得快上一倍。由此可能影响目前开发中的诊断技术,也会影响疫苗试验性治疗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昔日的SARS,还是今日的埃博拉,这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瘟疫”的流行性疾病,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自古以来就多次发生过。今天,建立在中医学理论基础上应对伤寒、温病的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应对形形色色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不懈努力中,经过1500年漫长的经验积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2003年SARS流行期间中医药的优异表现,使整个世界见识到了中医药在治疗恶性流行性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

埃博拉临床表现及中医学描述

来自疫区的临床报告显示,2014年初,自西非国家几内亚开始爆发的“埃博拉”,其发病过程和临床表现如下:

初期症状因人而异,见于发病的2~3天。最初会突然出现发高烧(最少38.8摄氏度或101华氏度),严重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时或随之出现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和头晕、严重乏力。主要表现为病毒侵犯上呼吸道和胃肠道的症状以及全身症状。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热入气分,热迫胃肠,气阴受伤的状态。

病程4~5天,进而出现腹泻、黏液便、深色或带血的粪便、咖啡样吐血、因血管胀大而眼睛变红、因皮下出血而皮肤出现红斑、斑丘疹、紫斑和内出血。身体任何孔都会出血,包括鼻、口、肛门、生殖器官或针孔。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血分热盛,气血两燔,热结胃肠,气阴严重受损的状态。

病程6~7天,此时已经进入极期,除了持续发热、出血外,还会出现狂躁意识或神志昏迷,亦可能并发有心肌炎、肺炎等。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的心营热盛,扰乱神明,邪热壅肺,痰热壅肺的状态。

其后,病情的走向有两个方向:一是部分病人可能会出现以肩部、手心、脚掌为主的麻疹样斑丘疹,全身器官都有可能被扩散到,通常在几天后脱屑。如果此时体温渐趋正常,则有可能逐渐康复。这个阶段,中医学认为是余毒通过外透而解,是病情向愈的征象。二是部分重症患者或者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会出现低血压、低血容量、心悸、体内器官严重受损
并引致弥散性全身坏死及蛋白尿。最终导致心力衰竭、休克及肝、肾功能的衰竭,在这期间死亡。这个阶段,相当于中医学的血脱、气脱导致阴阳离决的过程。

中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伤寒、温病理论体系,分别是在汉代和清代就已形成了,无论流感病毒如何变异,从中医角度,始终不外风寒、风热、湿热几种类型或它们的复合型。从以上对埃博拉病毒病发病过程的中西医对比分析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患者所处的状态,在中医的温病学中均有详尽的描述,对各种状态的辨识、应对方法,甚至处方用药均有详尽的记载。这是我们的祖先在西方医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代,在长期应对与埃博拉相近的流行性疾病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在中医学的史料中,大量用这种方法治愈的案例有案可查。只不过随着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近代医学的兴起,被视为“非科学”的东西,尘封在科学的“垃圾堆”里。

现代医学发展已滞后于现代科学

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医学的医学体系,是在300年前摒弃了古希腊经验医学中的臆测成分,把科学结论纯粹奠定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于实体的实验观察和“保持其他变量不变,每次只变动一个变量”的单因素分析方法是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医学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特征。运用这种方法,经过医学家几百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现代医学已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医学建立了庞大的学科体系。

现代医学在建立自己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把实体观察和单因素分析方法视为医学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不是采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知识体系自然被摒弃在科学之外。而完全按这样一种理念训练并一直沉浸在这种理念建立的知识体系中的医学家和医政官员们,自然不会习惯用他们认为“不科学”的理念去思维,也不会认真理会他们认为“不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虽然现代医学对埃博拉病毒无能为力,却对在中国传统医学经过一千多年临床实践,逐渐建立并完善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应对体系依然视而不见的原因。

科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野引入纵深,而引入纵深的结果又使人们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人们日益被局限于越来越狭窄的领域,对与它相邻的领域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但人体作为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对整体的控制决不等于对各层次、各部分控制的简单相加,要全面、最优地调节控制人体,既要求我们深入地把握人体的各个部分乃至各个细节,又要求把握各个部分或细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把它们综合到整体。

今天,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局部性和化学药物的副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避而远之。继续以分解和分析为特征的还原论方法主导现代西医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西方医学的发展也呼唤着新的理念、新的方法的诞生。

近几十年来,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带来的科学理念的变化,正在波及科学的各个领域。应对像人体、社会、生态这样的复杂系统,整体方法正在逐步取代分析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与分析科学注重实体结构和单因素分析不同,整体方法则更多地运用了以往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隐喻”和“模拟”方法,直接建立研究对象的整体模型。与以往基于实体结构的理论不同,整体模型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描述研究对象整体的规律和状态。无论是复杂性科学著名的“沙堆”模型、“鸟群”模型等等,还是复杂性科学建模过程中运用的“隐喻”和“模拟”方法,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藏象”理论、卫气营血辨证,还是中医理论建立过程中应用的“比类取像”方法,无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医学是与复杂性科学同样的科学体系,但我们至少可以认定,中医学研究人体系统的方法与复杂性科学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几百年来,西方医学发展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是并行不悖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的每一进步,都会很快引入到医学领域,把人类对人体和疾病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推向深入。今天,自然科学的主流方法由分析方法转向了以综合为特征的整体方法。而在医学界,虽然人们已意识到现代西医方法的局限及弊端,也提出了改变医学模式、建立功能整体性医学的理想,但遇到具体问题,如今天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却还是戴着沿用了300年、今天已经过时的“科学”的有色眼镜,去看待采用未来科学的理念建立的知识体系。显然,现代西医已大大滞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

走出寄希望于病毒研究的误区

病毒研究遭遇挑战

目前,应对埃博拉病毒本身的研究,首先是将病毒从病体中分离出来,再研究针对它的药物,或制造能杀死或灭活病毒的疫苗。这种研究理念目前显然受到了几方面的挑战:一是病毒在疾病的传播过程中变异太快,埃博拉病毒,仅半年的时间就变异300多次,应对原有病毒类型的疫苗还没投入临床,新的病毒类型就出现多个了。二是在体外试验中,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用于人体,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难免不会像以前的SARS一样,待流行期过去后,留下大批由于应用西药的不当治疗,产生严重后遗症的受害者。三是在临床研究中被认为安全的疫苗,在大范围投入预防和治疗时,很难避免会出现个别因接种疫苗引发感染的案例。

8月26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记者麦克林·迪克勒夫(MichaeleenDoucleff)在他发表的《杀死你的不是埃博拉病毒本身》(How
Ebola Kills You: It’s Not The
Virus)一文结合了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描述了埃博拉病毒的致病机理,说出了一个惊人发现:最后杀死患者的并不是埃博拉病毒本身,而是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统。是免疫细胞对病毒损害的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体的继发损害,要了患者的命。

在研究病毒在其引发的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时,以下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在人类应对其他病毒的经验中,均发现带有病毒但并未引发相应的病毒性疾病的人群,也就是所谓“健康带病毒者”。二是一个从病毒感染中痊愈的患者,虽然从其血液中还可分离出致病的病毒,但对他已经不再为患了,原因是他的免疫系统对这种病毒产生了免疫力。三是在其他的病毒引发的疾病在人体内演变的过程中,也并非所有损害均是病毒直接造成的,而是病毒引发的继发损害按照人体内固有的因果关系链传递的结果。

显然,在疾病过程中,即使我们能够杀灭病毒,并不是说解决了病毒性疾病的所有问题,从此病人就“万事大吉”了。而不杀灭为害的病毒,未必被感染的个体一定会发病或者一定不会痊愈。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病毒本身在病毒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总是决定性的。针对病毒本身的研究,并不是解决病毒引发疾病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着眼于病毒引发的人体反应状态的变化,着眼于阻断病毒引发的人体反应状态变化传递的因果关系链,同样有可能达到治愈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目的,这正是在科学技术远落后于现代的几百年前的中国,中医学家们仍能找到应对类似“埃博拉”这样的大规模瘟疫流行的有效方法的奥妙所在。

关于人体整体反应状态的研究

作为致病病原体的病毒在人体内,是通过与人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伤害的。这时,致病因素与人体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采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从整体进行研究,也就是研究致病因素引发的人体状态变化。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状态变化作为受控量,去寻找改善和消除它们的方法和药物。

在中医学中,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是按人体的反应状态分类的,中医学中基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学说,提出的风热、风寒、湿热等病因类型,就是对致病病原体引发的机体反应状态的划分。能够消除某一类型的反应状态的方法和药物,显然就可以治疗相应病原体引发的疾病。

显然,把这些状态变化作为受控量研究出来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是可以改善或消除致病因素引起的伤害的。而在此过程中,一定会对致病因素起到杀灭或灭活作用,因为不这样,这些致病因素依然起着伤害作用的话,机体的状态是不大可能得到改善,致病因素引起的损害也往往得不到修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把整体医学建立的整体模型作为参照系,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的状态变化的。整体模型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模型,其显示的无论致病因素引起的状态变化还是干预措施对人体的作用(包括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都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稳定性。以这样的模型和它描述的机体反应状态作为参照系,在临床应用过程中,通过不断优化药物,调整处方,最终可能找到既可杀灭或灭活致病因素,修复其对人体状态造成的损伤,又尽可能不会产生对人体其他部分的副作用的治疗方案。在现代西医中,目前尚没有可以从整体角度描述人体状态的体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基于人体整体反应状态的研究。

建立整体、动态的医学体系

迄今为止,可以说现代西医的理论体系是基于人体的实体结构建立的。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学理论是基于与复杂性科学几乎一致的理念,采用隐喻和模拟(中医学称之为“取模拟象”)的方法建立的人体的整体模型。中医对疾病过程的掌握是基于模型描述的人体的整体状态的。因此基本上可以说,中医学是基于人体的整体功能状态的医学,它具备了现代医学提出的“功能整体性医学”的基本特征。

中医学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描述,是基于患者的症状、体征。这些症状、体征相对于采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到的人体内部影像和客观的检测指标来说,显然太过于简单、粗糙了。但为什么说它们可以表征人体的整体状态呢?

对于感染埃博拉初期的病人,主要的症状是发高烧,严重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咽喉疼痛;或同时或随之出现腹部疼痛、恶心呕吐。中医学用热入气分,热迫胃肠来定义这时人所处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引进一些客观的检测指标,更准确地定义由症状和体征定义的整体状态。

如果我们采用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改善或消除了这些临床表现,我们通常不会怀疑:病人的病情得到了改善或治愈。显然,这些症状、体征的组合作为人体内在病理变化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人体的内部状态有一定对应的。因此,把这些指标作为可以表征人体状态的“可观测量”和“可控制量”是可以达到对人体整体状态的掌控的。

试想,我们如果在症状、体征基础上,引入客观的检测指标,将埃博拉病毒病发展的各个阶段患者的整体状态,进行准确地描述。由此在现代西医现有的疾病描述体系之外,就形成了一个状态描述体系。而以这样的状态作为药物和治疗方法研究的参照系,研究出来的有效药物自然也就针对了人的整体功能状态。由此,在现代医学的架构下,就可以衍生出一个基于整体模型和疾病过程中机体状态描述的新的状态医学体系。

中医学采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在长期与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针对疾病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机体的所处的病理状态,从理、法、方、药几个层次均建立了有效的调控治疗体系,包括应对目前埃博拉病毒病后期的肺炎、精神异常、心肾损害等。而基于前述人体状态模型,在对埃博拉疾病过程中机体状态的辨识基础上,自然可将传统中医学针对不同状态治疗的理法方药体系引进现代医学,从而形成现代医学应对埃博拉疾病各个阶段的状态控制体系。

将古代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从状态医学的角度,引进现代医学体系,是否会影响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呢?实际上,作为自然科学前沿的理论物理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在新的科学理论中,都会捕捉到东方古代哲学理念的影子:量子力学的“靴绊效应”中蕴含的佛教“吾心即宇宙”、“质能统一”的理念,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蕴含的“时空一体”的理念,以及今天理论物理大师史蒂芬·霍金的“量子引力论”,均清楚地显示出理论物理学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日趋与东方古代哲学的理念融合。

对于西方科学在理念上向东方古代哲学的回归过程,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有过清晰的论述:“西方科学沿着螺旋式轨道进化。它从早期希腊的神秘主义哲学出发,通过理性思想的显著发展而上升和展开,不断地离开它那神秘主义的起源,并发展了一种与东方尖锐对立的世界观。而在最近的阶段里,西方科学又最终克服了这种观念而返回到早期希腊与东方哲学上来。这并非仅仅依靠直觉,还依靠高度精确的复杂实验,依靠严格、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

同样,我们不必担心,现代医学主流理念向传统医学的“回归”,以及将传统医学中的经验和治疗技术融入现代医学的过程,会影响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因为这种回归,也必然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试验和对理论模型的验证基础之上的。

由此,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融汇传统中医学的状态分型以及相应的理法方药体系,将建立起现代医学的状态医学体系。基于这样一个体系和模型分析方法,医学家将能实时地掌控埃博拉病毒病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根据疾病过程中机体的状态变化,实时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突破以疾病为中心理念的桎梏

在复杂性科学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科学理念的今天,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当一个复杂系统陷入危机时,如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当然也可以去寻找导致系统陷入危机的原因,然后从消除这一原因入手,寻求使系统摆脱危机的方法。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这一原因对陷入困境的系统继之的走向的作用并不总是决定性的,消除这一因素本身,对于系统摆脱困境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必须的,更不是唯一的。通常的办法是,根据处于危机的系统的现时状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摆脱危机的方案。

这一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埃博拉的情况同样适用。从埃博拉病毒病中康复的案例,以及接触过埃博拉的人并非人人都染病的事实可见,埃博拉病毒对于患者病情走向的作用也并非决定性的,如果我们像应对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危机一样,把着眼点放在染病的患者本身,也就是将如何杀灭埃博拉病毒,转化为如何拯救因感染埃博拉而陷入困境的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应对选项多了许多,就是说,“退一步,柳暗花明”。只是这里要切记一点,不要希冀存在适用于埃博拉病毒病各个阶段的特异性的药物,就像西方医学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应对类似肺炎、肾炎,高血压、冠心病等,有多少找到了这种特异性的药物。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药物研究,最后都变成了寻找应对局部病理变化的控制性药物,结果是人类不得不面对这些药物无法摆脱的副作用和药源性疾病。

近几十年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显示,同一疾病,处于不同状态的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而不同的疾病,处于同一状态的个体,治疗方案可能会大致相同——这就是中医师常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而许多现代西医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中医师正是在这种视人体状态为“本”的“辨证论治”理念下取得治疗成效的。以往我们可以视而不见这些事实,但今天面对埃博拉“凌厉”的攻势,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该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西医今天这种以疾病为中心理念,以及基于这种理念建立的疾病诊断标准和在现代医学里居统治地位的药物评价体系了。

如果我们要像应对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危机那样,应对埃博拉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就要学会根据埃博拉发病过程中,患病个体实时的状态,因人制宜地制定应对方案。为此,就要建立人体的模型——人体状态的描述体系,就要改变现代医学诊断标准和以疾病为中心的药物疗效评价体系一统天下的地位。同时建立基于状态辨识的诊断体系,建立基于状态的药物疗效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可用于埃博拉疾病发展过程的状态描述体系,才能将中医学经过一千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渐完善起来的针对不同状态的理法方药的应对方案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更严谨的临床应用研究,在严格的科学实证中,将其发展成针对恶性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的现代医学认可的体系。

迎接对抗埃博拉的“柳暗花明”

在自然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兴起引发的科学观念的变革,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人类认识到了基于分析方法人类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自然界的奥秘。今天,面对埃博拉病毒病无能为力的西方医学,应当像西方自然科学一样,摒弃分析方法为唯一科学方法的理念,引进复杂性科学应对复杂系统的全新理念和方法,才能开辟人类战胜埃博拉的崭新局面。

以埃博拉为契机,人类在应对急性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建立起的状态医学的模式,将迎来基于整体功能状态的新的医学体系的诞生,开拓现代医学进入以功能整体性医学为主流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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